年4月29日，泰州市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恐怖事件。泰州下辖的泰兴市一个幼儿园被持刀歹徒闯入，数十个幼儿惨遭毒手。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一个多月内刚刚发生过两起震惊全国的校园惨案——南平惨案、雷州惨案。要是再算上山西、河南的矿难，三十六天内被震惊五次，从另一个层面也说明了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坚强。

这两天报社的编辑们一定很忙。一个接一个的突发事件让他们疲于奔命。上一个大事件的深度报道还没来得及好好策划，下一个突发事件又发生了。

4月28日上午，南平杀童案发生36天之后，罪犯郑民生被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执行死刑。（对照我国普遍低下的司法效率，这个速度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了法律也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

4月28日下午15时，一名男子冲进广东省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持刀砍伤十八名学生和一名教师。

4月29日上午9点，惨案再次在江苏省泰兴市发生。

跟国外的恐怖袭击不同，校园惨案的发生不是因为民族矛盾，也不是意识形态纷争，而是个人对整个社会报复情绪的肆意发泄。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惨案让身边很多人不寒而栗，一个性格平和的朋友说：“这种人该绞刑！”一个平时和蔼可亲的女同事咬牙切齿：“应该凌迟处死！”他们略显狰狞的表情让我再一次感到了恐怖。我是不太赞成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式制裁的，我甚至为司法部门没有为郑民生做司法精神鉴定而感到遗憾，因为这些并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

鲁迅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觉得这句话反过来也一样成立：可恨之人也必有可怜之处。这一桩桩惨案，都是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杀戮。这一点，凶手无疑是可恨的。但如果对凶手做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就会发现他们在社会中无一例外都属于社会的底层。相对于大部分人，他们也是弱势群体。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疯狂之举，把屠刀对准了更加无辜弱小的孩子？深层次的原因更值得我们深思。

上中学的时候，政治课里有一段话：“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二十年过去了，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分配制度却大大变革。一小部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也有一部分人民连最基本物质文化需求都没能得到满足。邓小平许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现在一部分人确实是富裕起来了，而且是越来越富裕。一部分人则被体制遗忘在社会的角落，而且很可能会被继续遗忘下去。

有句话说：“命苦不能怪政府，点儿背不能怨社会。”作为个人，身处困境肯定应该自强不息，而不是被怨天尤人的情绪所主宰。但一个人的情绪是主观感受，一个群体的情绪则是客观规律。考虑到这些人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我们全社会都应该思考，他们的保障在哪里，他们的希望在哪里。缺乏体制保障，这个群体之中能依靠个人努力走出困境的必然只是神话般的极少数。没有了希望，这个群体中必然会出现极端情绪。

高层肯定是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所以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层层落实下来，则体现成了各个基层党委政府专事弹压的维稳办、截访小组以及宣传部门对网络舆论的压制。（当然责任不全在基层政府，他们也有考核压力，他们要对上级负责，毕竟政府官员事实上都是上级任命的。）“和谐”从目的变成了手段，这个词语本身也由一个形容词演化成了动词。

对于弱势个体来说，体制是强大的。截访拦住了他们寻找青天老爷的道路，删帖、“跨省”堵住他们呼号的嘴巴，维稳则让他们彻底失去了抗争的能力。意愿得不到体现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情绪得不到发泄会变得越来越极端。情绪总要在行为上体现，极端情绪必然导致极端行为。有的人以自焚这种最惨烈的方式对待自己，有的人则举起屠刀冲进了学校……

郑民生被从重从速处决了，可紧接着又出现了“雷州郑民生”陈康炳和“泰兴郑民生”徐玉元。身上长疮了，挖疮是没用的。只要滋生“郑民生”的土壤还在，“郑民生”就一定会春风吹又生，校园惨案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恐怖袭击就一定还会发生。

.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