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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随笔]龙宝新：构筑学生有“获得感”的课堂

原标题：现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

刘庆昌，山西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被评为山西省普通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被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评为山西省优秀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哲学和课程与教学论，著有《教育者的哲学》《教育思维论》《教育知识论》《广义教学论》《教育工学：教育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理论探索》等。

图为刘庆昌在主持“全国课程与教学哲学学术论坛”

近来，传统文化又一次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在各种积极力量的推动下，开始走进大众媒体的核心，并在有计划地融入学校教育。随之而来的将是教材的编制、校园文化的建设，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经典文本研究和阐释。这样的意图和行动，在任何时候发生，都是值得期待的，而在今日还能引起我们对教育、文化和生活的广阔思考。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已成常态。由于经济主导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虽然名为交流，但这种交流又非数学意义上的等量交换。通常，一时处于优势的文化会对其他的文化形成一种压迫，进而在其他文化本土的人们心中显示出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发挥效用，认同和接受的一方就会在朴素思维的支配下把本土的传统文化逐渐悬搁。这一现象，从积极的方向看，是一国之民走向世界的行为，从消极的方向看，则是本土文化由中心而边缘的开始。

要说本土文化走向边缘，在我国当然不是起始于改革开放，发生在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才是这个过程的开端。不过，今日传统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不能归咎于新文化运动的。尽管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为其第一特征，但毕竟是一种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改良运动，其意图重在启蒙，而在日常生活层面，即使当年的风云人物也多是尊重传统生活原则的。他们反的是禁锢思维、束缚人性的孔教，而不是能够支撑日常生活的传统道德智慧。然而，传统文化的命运绝非思想家和学者可以控制的，客观上，自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在“器物—制度—思想”三个层面，均遭遇了程度不同的革命，这就使新文化运动那种不是彻底摧毁传统而是通过文化批判实现文化自新的逻辑无法自然运演。长话短说，历经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传统文化在中国已经处于边缘状态。这不只是令人尴尬的，甚至会勾起有传统文化情结者的心灵悲怆。毋庸讳言，当我们筹谋“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的时候，显然它还漂泊在校园之外。进而言之，对于今日校园里的学生来说，中国传统文化虽非异域奇闻，也无异于古老的传说。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

今天的学生，当他们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中国已是走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具有蓬勃生机的现代国家。人们的生活已经与现代科学技术水乳交融，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也把人们引入正在形成的现代文化之中。在现代知识生产分工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学校课程，越来越具有人类属性，除了狭义“国学”的成分，学校课程完全可以说是人类整体精神文明创造成果的折射。社会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的步伐加快，使社会成员越来越成为社会建设和个人发展的主体。“＋互联网”和“互联网+”生活方式，让人这个主体越来越成为他们自己。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观念，正在演化为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现实元素。在教育世界，一方面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伦理关系原则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强势进入，已经让教育过程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诗意与深刻。这种所谓的现代日常生活和教育生活，既在制造更加精致的个人，也在制造生活过程的程式化和肤浅。再审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责任有退化的迹象，情感有异化的倾向。生活的内在原则好像已经被各种组织的规则替换，个人一旦离开组织进入公共空间，很容易成为轻视公共规则的个人。众多轻视公共规则的个人，共同参与制造公共生活的失序。生活的前方基本上是外在于生命的诱因，生活的根基似乎只剩下权可作为动力同时又难以言表的欲望。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现代日常生活和教育生活。

我们生活的现代性无疑是内含进步的，但这种现代性并不是本土生长起来的地方特色，而是从域外先进的文化体系中选择性移植过来的，因而，它既无本土的根基，也无异域现代性的整全。这就难以避免一种可能，即我们生活的现代性较大概率地成为没有完整精神生命的现代性。现在，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认识到无法简单复制异域文化中的现代性，那么，建构我们自己的现代性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提炼优秀的成分，并使之成为国民素养的有机构成，以奠定我们生活现代性的本土基础，修正我们生活现代性的种种偏差。大概只有从这一角度理解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才能够让这一积极的观念和行动具有深刻的内涵，才能避免形式主义和简单理解。如果传统文化教育的意图是复兴传统文化，那从一开始实际上就误选了目的。要知道，在传统社会中，是不需要强调传统文化教育的，因为传统社会的生活与其教育是内在一致的。恰恰是在非传统社会的今天，因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尚未形成，或者是已经形成但不符合本土的习惯，眼下又没有创造新文化的能力，这样，传统文化就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不用说，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被重视，撇开对本土文化的情感关怀，主要是要发挥它的现代价值。

由于我们当下的现代性生活并非传统生活原则的延续，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即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属于“用”而不是属于“体”，多是因为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文化“体”不大成熟，才使一种可“用”的文化可能被提升到“体”的地位。过去我们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只要有利于当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即使传统文化只是被我们选择性地使用也没有什么。其实，传统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具体的层面，它的现代价值究竟如何发挥，最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和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学？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容易想到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进而经纶满腹、才情横溢的文人、学者形象就会在意识中显现出来。相应地，传统文化教育也被人们热情地理解为蒙学读物的讲诵和诗词歌赋的传习。在有些所谓的传统文化讲习场所，汉服、唐装也粉墨登场，这样理解传统文化及其教育恐怕是失于肤浅的。近又闻各地时有现代书院成立，无不立志传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但预估其效果，也许只能限于培养一部分青少年对“国学”的兴趣。然而，教育部有计划实施的传统文化进校园，一定不是要培养一些有志于国学的青少年，而是中华民族复兴理想感召下的教育应对。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弄清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依据最为简明的文化分类方法，中国传统文化也可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传统的物质文化已成文物古迹，传统的制度文化已成为历史的故事，相比之下，只有传统的精神文化，如果能够加以抽象地继承，是可以作为本土文化的血脉持续性滋育本土社会发展的。

身穿古装参加传统文化节的幼儿园小朋友

也可以说，能够合理融入现代生活的传统文化，只能是它中间的精神性成分，最为精华的莫过于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生成积淀下的传统哲学。哲学具有抽象的品格，它的核心思想无疑是本土生活实践的集中反映，但哲学的思想一定是脱离具体生活情境的，这才使它具有了哲学的性质。中国哲学成分复杂，但其精华应是长于人性引导的道德实践理性。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无为与齐物，如此等等，都是能够铸成中国精神和气魄的思想原型。因而，无论从文学、史学，还是从武术、医术切入，传统文化教育的终极追求，均应为传统精神文化原型的澄清，并在此基础上让受教育者能够身体力行。任何文化都有其符号的层面，这无疑是形式的，甚至经典的文化文本，也不过是文化精神的载体，传统文化教育以至眼下即将实施的“传统文化进校园”行动，切不可执着于外在的形式。艺术地表现传统文化，或可借用诗词歌赋的诵读和经史子集的阐发，但深刻的传统文化教育则需要在传统哲学精华的传习和实践中实现。记得作家冯骥才在其小说《神鞭》中借文学人物之口说过“辫剪了，神留着”，挖掘、总结进而传承中国人的“神”才是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质。如此，现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才是一种得体和有意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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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载于《教师教育论坛》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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