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各市经济发展

与财政收支

（第八十四期）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山西省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省经济稳定恢复、持续向好。年，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9亿元，比上年增长3.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8亿元，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44亿元，增长5.5%；第三产业增加值.81亿元，增长2.1%。总的来看，年全省经济稳定恢复、企稳向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显。但从全国的排位来看，山西省年地区生产总值仍居全国第21位，距离排名第20位的贵州省（.56亿元）有略微差距差距，高于内蒙古自治区（亿元）、黑龙江省（亿元）、吉林（亿元）和甘肃省（亿元）等十个省份，山西省GDP的排名仍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

山西省各市总面积15.67万平方公里，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山区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山西省是少数民族散居省份，共有少数民族人口12万余人，占全省总人口的0.35%，全省共有54个少数民族成份(缺塔塔尔族)，少数民族人口在万人以上的有回族、满族、蒙古族。山西省行政区轮廓略呈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下辖太原市、大同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朔州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11个地级市（见图1），山西地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与河北、浙江、江西3省并列，属于市相对较少的省份。

太原市是山西省省会，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自北向南流经，自古就有“锦绣太原城”的美誉；大同市是山西省省域副中心城市，为全晋之屏障、北方之门户，且扼晋、冀、内蒙之咽喉要道，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北方锁钥”之称；阳泉市是一座新兴工业城市，是山西省第三大城市，是中国著名的无烟煤产地，素有“煤铁之乡”之誉；长治市，古称上党，素有“得上党可望得中原”之说，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晋城市古为冶炼之都，有“九头十八匠”之称，素有“河东屏翰、中原咽喉、三晋门户”的美誉；朔州市是中国新型的以煤电为主导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中国农区最大的奶源基地和北方重要的日用陶瓷生产基地；晋中市是太原经济圈核心城市，该市文物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境内自然和人文景观星罗棋布；运城市因“盐运之城”得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夏）在这里诞生；忻州市别称“欣”，素有“晋北锁钥”之称，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是山西省旅游热区；临汾市有“华夏第一都”之称，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盛产小麦、棉花等，素有“棉麦之乡”和“膏腴之地”美誉，是山西省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梁市是发展新区，于年撤地设市，是山西省最年轻的地级市，是革命老区，革命战争时期是红军东征主战场、晋绥边区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

随着年山西省各市经济运行数据的陆续发布，我们可以通过对数据指标的对比分析，来反映各市年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变化，以更加全面的了解山西省各市的发展状况。

从年GDP规模来看，山西省11个市间存在着较大差距。省会太原的GDP规模为.25亿元，唯一超过亿元，稳居全省第一位，也远高于省内其他市。长治、运城、吕梁、临汾紧随其后，位于第二梯队，分列2-5位，GDP规模在-亿元之间，分别为.60亿元、.60亿元、.04亿元和.20亿元，但突破亿元还有一定距离。晋中、晋城、大同、朔州和忻州位于第三梯队，分列6-10位，GDP规模集中在-亿元之间，分别为.80亿元、.70亿元、.90亿元、.50亿元和.60亿元，这五个地区的GDP规模比较集中、差距相对较小，竞争较激烈。排在最后的一个市是阳泉市，GDP规模很低，为.20亿元。其中，最高的太原和最低的阳泉，GDP规模差距达5.6倍。

从年GDP增速来看，山西省11个市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尽管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但各市年全年GDP增速均实现了正增长。其中，增速较高的是晋城（6.1%），其次是运城（5.2%）、长治（5.1%）、大同（4.3%）、朔州（4.1%）和忻州（4.01%），这5个市的增速均超过了4%。增速较低的是临汾（3.7%）、阳泉（3.6%）、吕梁（2.7%）、太原（2.6%）和晋中（1.5%），这5个市的增速相对较低，均不及全省3.9%的平均水平（见图2）。

图2：山西省各市年GDP规模及增长率

图3：山西省各市年GDP占比

图4：年省会城市首位度比较

就山西省财政收入情况来看，年山西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亿元，比上年下降2.2%。其中，税收收入.9亿元，下降8.8%；非税收入.6亿元，增长18.9%。山西省年财政收入居全国第17位，与地区生产总值排名21名相比较，财政收入排名位次较高，超过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四个省。除3月、6月、9月、10月、12月外，其他月份财政支出均保持下降状态，12月上升幅度最大，3月次之；就山西省财政支出情况来看，年山西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增长8.4%。其中：民生支出.1亿元，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0.3%，增长7.3%，增支.2亿元。山西省年财政支出居全国第23位，比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排位低2位，排在了内蒙古、福建两省之后。除2月、4月、7月、10月外，其他月份财政支出均保持增长状态，4月下降幅度最大，10月次之（见图5）。从图5可看出，山西省财政收支在12、9、3月差距很大，亿元左右，甚至，12月收支差距较该省每月平均财政收支差距.5亿元，高出.8亿元。

图5：山西省年1-12月财政收支情况

就山西省年财政自给率45%来看，全国各省排名第10名，该名次相较GDP名次提升11名，排在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山东省、天津市、河北省后，相较GDP排名超过河南、四川、湖北、湖南、安徽、陕西、江西、辽宁、重庆市、云南、广西、贵州等12个省，山西省财政自给率情况相对较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就山西省年财政负担率13%来看，全国各省排名第5名，该名次相较GDP名次提升16名，排在上海市、北京市、海南省、天津市后，山西省财政负担率情况较好，反映出该省政府调控经济运行能力较好，有能力为人民提供富足的公共服务。

从年财政收入规模来看，各市财政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小但差距较大。其中，财政收入规模最高的是太原，为.44亿元，也是唯一一个超过亿元的地区，占11个地区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3%；其次是吕梁、晋中和长治，排名第二、三、四位，分别为.30亿元、.71亿元和.35亿元；再是晋城、临汾、大同，排名第五、六、七位，分别为.30亿元、.30亿元和.00亿元；其他地区均不足亿元，财政收入规模最低的是阳泉，仅为56.93亿元（见图6）。最高的太原和最低的阳泉，财政收入规模差距达6.6倍，显著高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从年财政收入增速来看，各市差异显著。其中，财政收入增速最高的是晋城（5.10%），超过5%，有6个市超过了全省1.1%的平均增速，这6个市的财政收入增速均保持正增长。令人担忧的是，还有5个市的财政收入增速出现了下降，分别是阳泉（-0.81%）、临汾（-2.00%）、太原（-2.10%）、吕梁（-2.%）和朔州（-2.99%）（见图6）。

图6：山西省各市年财政收入规模及增长率

从年财政负担率来看，各市财政负担率也有所差异。财政负担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区GDP）较高的是吕梁（12.18%）、晋中（11.49%）和晋城（10.19%），这3个市均超过了10%；其次是大同（9.85%）、长治（9.72%）、忻州（9.13%）、太原（9.11%）、临汾（8.99%）、朔州（8.14%）、阳泉（7.67%）和运城（5.48%），这8个市均处于5%至10%之间。排名前五的市的财政负担率高于全省各市的平均水平（9.27%），整体来看，GDP规模较大的市，财政负担率也相对较高（见图7）。

图7：山西省各市年财政负担率

由于长治和大同两个市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中的税收收入、非税收入数据尚未公布，本部分仅简要分析其他9个市的财政收入结构等相关指标。从年财政收入结构来看，9个市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结构、负担率和财政收入质量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差异。

首先，从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规模来看，各市差距明显。其中，太原税收收入（亿元）和非税收入（93亿元）规模均居第一位，且远高于其他市；吕梁的税收收入（亿元）和非税收入（69亿元）规模居第二位；阳泉的税收收入（34亿元）和非税收入（23亿元）规模最小（见图8）。

其次，从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增速来看，各市差异很大。其中，税收收入增速最高的是忻州（3%），其余8个市的税收收入均为负增长，其中阳泉、朔州、晋中的税收收入下降很显著，下降幅度均高于10%，而作为省会城市，太原的税收收入也出现了下降（-5.5%）；非税收入增速最高的是朔州（45%）和晋中（40%），均超过了40%，其余7个市的非税收入增速均为正，且增速最小的忻州为5.2%，大于5%（见图8）。总体来看，各市税收收入增速和非税收入增速的关联度较大，两条趋势线变化趋同。

图8：山西省各市年税收与非税收入的规模及增长率

再次，从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负担率来看，各市也存在差异。在10个市中，税收负担率最高的是吕梁（8.96%），税收负担率最低的是运城（3.91%）；非税负担率最低的是吕梁（4.49%），最低的是运城（1.56%）；总体来看，各市税收收入负担率和非税负担率的关联度较大，两条趋势线变化趋同（见图9）。

图9：山西省各市年税收与非税负担率

最后，从财政收入质量来看，各市差异较大。在9个市中，财政收入质量（一般公共预算税收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好的是太原（75.38%）、吕梁（73.57）、运城（71.44%）和朔州（74.52%），均在70%以上，实际上，除这4个市，还有一个临汾市（68.14%）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67.36%）；财政收入质量较差的是晋中（59.10%）、晋城（58.22%）、忻州（65.58%）和阳泉（60.03%），均低于平均值但高于58%（见图10），山西省还需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的稳定性和规范性。

图10：山西省各市年财政收入质量

从年财政支出规模来看，各市间也存在着较大差距。由于大同市年财政支出数据尚未公布，此部分简要分析其他10个市的财政支出相关指标。其中，财政支出规模最高的是太原，为.35亿元，也是唯一一个超过亿元的市；吕梁（.20亿元）、临汾（.70亿元）、运城（.70亿元）、忻州（.78亿元）和晋中（亿元）5个市均超过亿元，分别列第二、三、四、五、六位；位列后四位的是长治（.88亿元）、晋城（.10亿元）、朔州（.21亿元）和阳泉（.21亿元），均不足亿元，最低的阳泉不足亿元（见图11）。最高的太原和最低的阳泉，财政支出规模差距达4.20倍，低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差距5.60倍，也低于财政收入规模的最大差距6.65倍。

从年财政支出增速来看，各市差异显著。其中，财政支出增速最高的是阳泉（16.58%），超过15%；其次，晋城（12.50%）、运城（11.60%）、长治（11.59%）均超过10%，其余市均在10%以内，大致在2%-9.5%之间；另，有5个市超过了全省（9.09%）的平均增速，有5个市低于全省的平均增速（见图11）。

图11：山西省各市年财政支出规模及增长率

从年财政收支增速对比来看，二者的关联度并不高，10个市的财政支出增速均高于财政收入增速。二者差距（财政支出增速－财政收入增速）最小的是晋城（1.80%）、阳泉（2.75%）、长治（4.18%）和晋中（4.30%），这4个市的差距均不到5%，反映出财政收支的增速相对较为均衡；二者差距最大的是太原（18.68%）、吕梁（15.30%）、临汾（13.60%），这3个市的差距均超过了10%，反映出财政收支的增速不够均衡（见图12）。

图12：山西省各市年财政收支增长率

从年各市财政收支排位来看，二者并无直接的关联。在10个市中，太原、吕梁、朔州、阳泉的排位未发生变化，稳居第一、二、九、十位，其余6个市的排位均发生了变化；其中，有3个市（晋中、长治、晋城）的财政收入排位高于财政支出排位，排位差异均为3名，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有3个市（临汾、忻州、运城）的财政收入排位低于财政支出排位，排位差异较大的是运城（4位）、临汾（3位），两个市相当于“享受”了其他市所做出的“贡献”，这两个市均分布在山西的西南角（见表1）。

从年财政收支差额和财政自给率来看，各市间差距显著。由于大同市年财政支出数据尚未公布，此部分简要分析其他10个市的财政自给等相关指标。就财政收支差额而言，最大的是运城（亿元）、忻州（亿元）和临汾（亿元），均超过亿元；太原、吕梁、晋中和长治4个市财政收支差额均超过亿元；晋城和朔州2个市超过亿元；而阳泉（97亿元）的财政收支差额最小，最大的运城和最小的阳泉差距达到了2.76倍（见图13）。我们通过对比还发现，财政收支差额较大的均为山西西南和中北地区，而山西其他地区的财政收支差额总体相对较小。

就财政自给率而言，最高的是太原（58.5%）和晋城（51.1%），均超过了50%；其次为朔州（45.4%）、晋中（42.2%）、长治（42.0%）和吕梁（40.6%），均超过了40%，也只有这6个市高于全省财政自给率（39.2%）的平均水平；其他4个市中，阳泉、临汾高于30%，忻州、运城高于20%，最高的太原和最低的运城之间的差距达到了2.71倍（见图13），财政自给率低的市主要以各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图13：山西省各市年财政收支差额及财政自给率

本文分别从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三大视角，分析了年山西省11个市的经济财政发展现状。总体而言，尽管受到了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但年山西省各市经济财政整体保持增长，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各市经济财政格局分化明显，地区间差距依然较大，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

从山西省年经济发展来看，11个市年GDP增速均实现了正增长，但市间依然存在着较大差距。省会太原的GDP规模为.25亿元，稳居全省第一位，长治、运城、吕梁、临汾分列2-5位，晋中、晋城、大同、朔州和忻州分列6-10位，阳泉市GDP规模很低，为.20亿元。省会太原占全省GDP的23.47%，接近1/4，城市首位度居全国第18位；排名第2的长治占比为9.67%，；其次为运城、吕梁、临汾、晋中、晋城，这五座城市占比均超过8%，排名前七位的市占比合计达到76%。

从山西省年财政收入来看，11个市年的财政收入规模较小但差距较大。最高的太原为.44亿元，占各市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3%；其次是吕梁、晋中和长治均超过亿元；再是晋城、临汾、大同，均高于亿元；其他地区均不足亿元。最高的太原和最低的阳泉，财政收入规模差距达6.6倍，显著高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财政收入增速最高的是晋城超过5%，有6个市超过了全省1.1%的平均增速，但有5个市的财政收入增速出现了下降，尤其是朔州-2.99%。财政负担率较高的是吕梁、晋中和晋城，均超过10%；其余市均处于5%至10%之间。税收收入增速最高的是忻州，其余8个市的税收收入均为负增长，其中阳泉、朔州、晋中下降幅度均高于10%；非税收入增速最高的是朔州和晋中，均超过了40%，其余7个市的非税收入增速均为正。各市税收和非税收入增速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财政收入质量较好的是太原、吕梁、运城和朔州，均在70%以上，财政收入质量较差的是晋中、晋城、忻州和阳泉，均低于平均值但高于58%。

从山西省年财政支出来看，11个市年财政支出规模的差距也较大。最高的是太原，唯一超过亿元的市；吕梁、临汾、运城、忻州和晋中均超过亿元；位列后四位的是长治、晋城、朔州和阳泉，均不足亿元，最低的阳泉不足亿元。最高的太原和最低的阳泉，财政支出规模差距达4.20倍，低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差距5.60倍，也低于财政收入规模的最大差距6.65倍。财政支出增速最高的是阳泉，超过15%；其次，晋城、运城、长治均超过10%，其余市均在10%以内，大致在2%-9.5%之间；财政支出增速均高于财政收入增速。

各市财政收支并无直接的关联，在10个市中，太原、吕梁、朔州、阳泉的排位未发生变化，稳居第一、二、九、十位，其余6个市的排位均发生了变化。财政收支差额最大的是运城、忻州和临汾，均超过亿元，太原、吕梁、晋中和长治4个市均超过亿元；晋城和朔州2个市超过亿元；而阳泉的财政收支差额最小，最大的运城和最小的阳泉差距达到了2.76倍。财政自给率最高的是太原和晋城，均超过了50%；其次为朔州、晋中、长治和吕梁，均超过了40%；其他4个市中，阳泉、临汾高于30%，忻州、运城高于20%，最高的太原和最低的运城之间的差距达到了2.71倍，财政自给率低的市主要以各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省进入转型出雏型的关键时期。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是山西省转型出雏型开局之年。做好今年工作，该省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十一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机遇，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快“六新”突破，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加快转型发展蹚新路，努力实现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确保“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开好局、起好步。

要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为转型出雏型创造良好条件。抓好疫情防控重点环节和能力建设，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P3实验室、县级疾控机构核酸检测实验室、城市检测基地、专业流调队伍建设，加强医疗物资储备，医院重大疫情应对处置能力；加强经济调节和政策储备，密切